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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类似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备独一无二的价值。商书的种类多样，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获取的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做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做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跪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装载巨资来往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醒路程制导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谓之》《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谓之》《示我周行》等。

法国年鉴为首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这400年的经济活动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牵涉到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互相交换的机制，与农村劳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市场互为联系;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少数商人构成的独占经济。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解释市场经济不一定造成资本主义，他还用大量篇幅叙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繁盛的原因，归咎于国家的干预与阻扰，并以中国商人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推论。

布罗代尔的观点获得不少学者的尊重。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道，他很赞成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认同早已经常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完全没经常出现资本主义。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总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时说：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主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毫无疑问是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我尤其喜爱他明确提出许多一针见血的总论，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只有和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顺利，这时资本主义就相等国家。这句话就像锐利的刀刃，乘势缝合大部头的历史。他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道：我们也很难表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指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制度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是一种的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阐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递 换 为 货 币(Money)，货币又再行互相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本归属于公众的权力颁发私人。

私人资本累积愈，他操控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多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份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某种程度地促进。

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的组织能力，也绝不愿为私人财富扩展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性之累官。

我很赞同上述三位前辈的看法。明清时代没经常出现资本主义兴起，现在或许早已沦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至于是不是市场经济，难道还有有所不同意见吧。我指出，最少在晚明的江南早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市场经济。

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说道：农村工业的发展堪称引人注目，以至伊懋可(Mark Elvin)猜测明清中国的农村否早已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坚信明清中国 (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经常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与这种早期工业化相适应的就是市场经济。

品牌与商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销往海内外，声誉鹊起，渐渐构成若干优质品牌与商标。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冒充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这在明末清初早已沦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毫无疑问，这乃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顺治十六年四月，松江知府在衙门口刻石立碑《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冒充布号通告碑》，就牙行奸商(即所谓凶牙)沈青臣等冒充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一事作出判决，在衙门口审批，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金三阳字号历年已幸，乃沈青臣凸同别业，射利冒充，因此，宣告禁令这种奸徒伎俩，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号印刷贸易，不准仍前构通混冒。

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兴旺，奸商冒充活动禁而不止，康熙四十二年、乾隆元年申明禁令，解释冒充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似乎，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张海英教授的新著《南北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中华书局，2019.5)，经商书的角度向人们展出市场经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人们看见市场经济中商业文化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政治宣传了先前对于商人与商业的固有种族主义。蓬勃发展于晚明、盛行于清代的商书，作为一种类似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具备独一无二的价值。

商书的种类多样，一类是为初入商海者获取的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如《做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做生意经络》等，主要面向跪贾。另一类主要面向行商，为装载巨资来往于产地与市场的商人群体(亦即商帮)，提醒路程制导以及注意事项，如《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谓之》《客商一览醒迷》《士商类要路程图谓之》《示我周行》等。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商书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大到与商业有关的其他文献。一类是日用类书(亦即所谓万宝全书)中有关商业的部分，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中的商旅门民用门等，《新的刻全调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忽锦》中的算法门体式门等。

另一类是有关商业的手抄本。足迹遍天下的徽商，经营抵押、钱庄、布业、木业、盐业等各行各业，既有商业实践中，又有文化学识，编纂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商书。

这些商书大多没刊刻出版发行，仅有作为手抄本流传于世。书中记录了水陆路程、市场信息、交易规则、行业规范、风土人情、经营技巧、商业道德等，其研究价值也许为月出版物所不及。这一点早已由王振忠教授的系列研究所证实。

张海英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对所能收集到的六十多种商书不作整体性的研究，牵涉到商书经常出现与释的社会背景，商书与商业政策、商业文化的关系，商书所体现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商书所体现的市场经济与经商实践中等等。对我而言，读者这本书稿所取得的进账，也是多方面的。商人群体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突显，从一个侧面向人们颂扬，历史早已迈入了一个新时代。

诚如作者所说：从明中叶开始，社会各阶层对商人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观点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士人们讲究实际，并不以谋利事功为不负责任。

在徽州，人们更加把商贾说成是徽州的第一等生业,徽州许多人掌技艺或负贩就取食他郡,左儒右贾,善厚利而薄名高,直以九章当六籍。以至于民俗中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总之,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对商人和经商的尊重,使得社会上弃儒经商、弃农经商以及士商渗入渐成风气,经商者越来越众,很大地增进了商帮的发展。

商帮的经常出现,使得明清时期的商书有了一个比较相同的读者群体,他们的必须沦为商书的一个最重要的市场需求。以市场导向为主要宗旨的书商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争相编纂、出版发行了许多关于经商经验科学知识的小册子以及程图路谓之等,于是专门讲授各类从商之道及专业知识的商书应运而生。商帮的经济实力令人刮目相看。

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道,徽州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装载巨资前来并购优质棉布,是棉布业市场日益兴旺的经济动力。前朝标布流行,富商巨贾习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较少亦以万计,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相争布商如对垒。丝绸业市场更是如此,著称海内外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一日贸易数万金,闾阎堆噎驵侩整天,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

以濮绸著称的濮院镇,一镇之内,跪贾持衡,行商麕至,终岁贸易不出数十万金。绫绸集散中心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携手,如一都会。如此巨额的长途贩运,其风险可想而知。商书除了提醒便利的路径,还不会规劝沿途注意事项。

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天下)水陆路程》第七卷,专门提示尤为挤迫的苏州至松江、苏州至湖州、嘉兴至松江等水运路程,小标题是苏松二府至各处水,下面有两行小字夹注:路虽多愚,布客不能较少也。意思是说道,这条水路是棉布客商的必经之路,除了标明自苏州至吴江、平望、王江泾等各处码头的距离,还特地解释沿途的风险:嘉兴至松江,无货必雇用小船,东栅口搭乘小船至嘉善县,又搭乘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至上海,由泖湖东去黄浦,为外河,有潮、盗之以防;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昆山而去,无风、盗之恨。上海沙船,害怕风防潮。南翔地高,河曲水少,船不应大。

过客无风、盗之读,铺家有白日路来强盗之以防。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透漏这样的信息：当年苏州、松江一带各地商帮云集,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优质产品运销到全国各地,业务挤迫。

《水陆路程》作为商书,责无旁贷地警告客商,留意自由选择安全性的行商途径。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当时的市场经济规模不可小觑,吴中孚《商贾便览》记述了20个省252个府州总共1800多种商品,其中还包括140多种新品种,还记述了日本、高丽、帕提亚、波斯、缅甸、交趾以及大小西洋诸国的70多种商品。要应付如此可观的市场,如此巨额的物流,没适当的专业知识不致寸步难行,商书不可或缺的价值由此显露出毫无疑问。

隆庆元年,朝廷宣告中止海禁政策,获准百姓上岸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政府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置海关,征税进出口税,使得私贩贸易转化成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成为合法贸易。对外开放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的高潮。

在贸易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一直正处于逆差(出超)的地位,中国一直正处于顺差(稳定增长)的地位。于是乎,源源不断的白银货币,随着贸易商船的来临而流向中国。

在货币的银本位时代,这种白银货币是可以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这使得中国商人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辨识这些外国银币的真实性与成色(含银量),也沦为商书无法规避的难题。《商贾便览》的辨银要序一节,有《辨银则例》《辨银名色》《辨银增要》等篇,特别是在值得注意的是,还讲解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有之洋钱(西洋银元)。

《贸易须知》警告商人：近来江浙等省标准化洋钿(即洋钱),有光毛真假之分,与看银之法同而有所不同。此系钱业专门,外行不一定精研此。凡缴洋钱,务请内教人细心看明,不宜原文,致有倒是。

洋价照市,或齐或是否;出入找钱,看货价之多寡,总宜细心合算,必使推卸责任,转受买家抨击。商书与时俱进地为商人们关上了国际眼界,许多商人沦为外贸人才,商书功不可没。在市场经济的白热化竞争中,商人群体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日益侧重商业伦理,注重公平交易、光明正大、真诚无欺、重恩长胜,为传统道德彰显了时代特色：这是商书的联合特征,也是商书以求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

《客商一览醒迷》说道:财富必由勤苦而后得,得之无以俭朴而后富;处人和则无相争,家和则治强,四海和则万邦宁;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无以安享总有一天。

若奴役贫困,蒙昧善良,智术巧取,恶嗜非义,虽得之,亦死守之不贝利。《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等书都提到交易交易要谈诚信:好歹什忙牙侩,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细,实告经纪,使彼裁夺贩卖。

若昧而不言,希图逃过一劫,惧自误也。《贸易须知》说道: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精研勤俭,尚能俭朴。

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必俱。这样的商业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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